2025年9月30日《中国民族报》第7版  

辽代白釉人首摩羯形提梁壶。新华社发

辽代嵌绿松石摩羯鱼金耳坠。 来源：上海博物馆网站

辽代嵌绿松石摩羯鱼金耳坠。 来源：上海博物馆网站

    辽朝是我国辽宋夏金时期契丹人在北方地区建立的政权，前后延续200余年。契丹人承袭草原游牧文化的同时，受唐风宋韵和西域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开放包容、缤纷多彩的文化风貌，这在考古出土的辽代文物中多有体现。

在辽代的文物遗存中，摩羯图像广泛见诸于各类器物上，从随身佩戴的饰件到案头陈设的器皿，从服饰上的精美纹样到与宗教相关的器物，有摩羯形金耳坠、摩羯纹银盘、摩羯纹铜镜、摩羯纹鎏金繁花银盏托、摩羯形白瓷灯、摩羯形注壶、摩羯纹缂丝草帽等。这些遍布于辽代各类器物上的摩羯形象，并非本土原生的文化符号，其背后承载着跨越地域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文化融通互鉴的历程。

摩羯是梵语音译，在印度神话中，其为一种兽头、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动物，并有着翻江倒海的神力。摩羯形象最早见于印度河河谷发现的一枚印章上，印章的侧面刻有一艘月形的船，其中船首刻着与印度北部流域的凶猛印度鳄高度相似的怪兽形象，这便是学术界公认的摩羯原形。从形象塑造来看，摩羯整体呈海兽状，头部造型有鳄鱼首、兽首、象首等不同类型，最显著的特征是长鼻向上翘起，嘴巴大张露出獠牙，舌头向外伸展，面部神态较为狰狞。此外，摩羯的颈背部通常有鬃毛，身体一般呈向上或向下的卷曲姿态，多数拥有两只粗壮的前臂，体型庞大。

在印度佛教中，摩羯鱼被认为是拯救海上遇难者的佛陀弟子化身，象征着风调雨顺和生命之源。随着印度佛教的东传，摩羯的形象及寓意也随之传入我国。我国迄今所见最早记载摩羯的文献是东晋隆安元年（397年）所译的佛教经典《中阿含经》。到了北魏时期，石窟、寺庙佛教造像中的摩羯形象，近乎与印度佛教中的摩羯一致，这种造型一直延续至隋代。

唐初，摩羯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其眼睛后方出现牛耳，鼻子除了原有的上卷状，还出现下卷状和弯曲状造型，其身体也增加了鱼鳞和鱼鳍。如初唐昭陵长乐公主墓的东西两壁《车马送行图》壁画中，绘二马驾车，呈奔跑状，其中西壁车厢左下方绘有一龙首鱼身的摩羯，鳍尾俱全，张嘴伸舌，口吐祥云水雾。

在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唐中期的摩羯纹样发生了巨大变化，鲤鱼形和鱼龙形的摩羯纹开始兴起，代表“多子多福”“鲤鱼跳过龙门可成龙”的吉祥寓意。

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的唐晚期摩羯纹金花银盘，盘中的一对摩羯鳍尾具备，相向回泳，盘正中心饰一火焰宝珠。银盘整体为圆形，边沿錾刻六曲弧形花瓣图案，为相间的牡丹纹和葡萄纹。从其形体和制作工艺上推测，该金花银盘应为唐代皇室用品。

10世纪契丹兴起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与中原保持着密切联系。辽朝不仅在政治制度方面大量吸收借鉴中原制度，而且在文化上也呈现出兼容并蓄、多元融汇的面貌。随着佛教的向东传播和中原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深，摩羯纹样在辽朝广泛流行。

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的白釉人首摩羯形提梁壶，为辽代贵族“定制”的磨墨时用来装水、滴水的器具。此壶作鱼身龙头摩羯形，龙头为流，鱼尾上翘，脊背部有花冠状注水口，颈部上方为一女童头像，其脑后与鱼尾之间相连的曲柄为提梁。此壶通体白釉，将人与鱼、鸟、螭等动物融为一体，造型奇特，构思巧妙，为辽代陶瓷器中的精品。

还有一部分辽代器物上的摩羯纹样，龙元素加强，鱼元素被弱化，主要表现为身体部分被拉长，摩羯的卷鼻变得很小或者消失。如，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出土的辽代鎏金龙鱼纹银饰，其主体为鎏金云水双龙鱼纹银饰板，上面的双摩羯身体均明显被拉长，卷鼻已经消失。有些器物上的摩羯形象中甚至出现了龙的前肢，如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摩羯纹银碗，从其内底的摩羯纹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摩羯的头身交界处有两只前肢伸出，并在前肢前端绘有爪子。总的来说，此时的摩羯形象变得更趋近于龙的形象，这应是受到中原地区龙文化的影响。

宋代科举制已相当完善，“鲤鱼跃龙门”成为士人追求功名的象征，辽代尊崇儒家、推行科举，也主动吸收并内化了这一文化内涵。《辽史》记载，辽圣宗在太平元年（1021年）九月游幸辽中京，十月“庚申，幸通天观，观鱼龙曼衍之戏”。这种源自汉代的幻术表演，以鱼龙转化为核心，可见“鱼龙文化”已成为辽代社会的共同审美。辽代摩羯纹中龙元素的强化，反映了辽朝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

辽代摩羯纹的演变与盛行，是佛教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在辽代传播的结果，也是辽朝不断加强和深化中原文化认同的过程。辽代摩羯纹虽小，却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也为今天理解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文物注脚。

（作者系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